退想之间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1895年4月8日

展品 1-1｜贡院里的顶戴

会试场中较乡试的局面甚大，官员亦多，贡院门口两旁红顶戴者不少，闱中亦多红顶官长，而蓝顶、水晶顶、白顶者不计其数，国家取人，亦可谓之郑重矣。

《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一年

刘大鹏初到会试，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试题，而是官员的顶戴颜色。这种对等级符号的敏感，说明科场对他而言首先是一个“身份剧场”——在这里，士人被国家以庄严仪式重新确认。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 1895年9月12日

展品 1-2｜“以字取士”的困惑

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

《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一年

在刘大鹏看来，京都士风重“字”轻“书”，与他心目中“翻经阅史、求义理之精”的读书理想形成倒置。这一观察并非简单的保守批评，而是他作为地方士人对京师文化资本分配方式的不安。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至十一日 1903年2月7—8日

展品 1-3｜“父子登科”匾额

里人送“父子登科”匾额以贺之……里中人都来送“父子登科”匾，在家饮食者百十余人，共坐二十一席，出钱制匾者九十三名，余率玠儿敬诣祖茔祭告，瑄、珦、琎皆随之，礼毕，拜告本里诸庙，礼毕，旋家宴里人。

《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九年

“父子登科”是乡村社会对科举成功最隆重的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刘大鹏详细记录了席数、出钱者人数与祭告流程——科举的意义不仅在功名本身，更在乡里仪式中被反复展演与巩固。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1905年10月17日、10月23日、12月25日

展品 1-4｜科举废除后的“生路已绝”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借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退想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

“心若死灰”“生路已绝”并非夸张修辞。对刘大鹏而言，科举不只是仕途，更是整个生活世界与自我认同的支点。1905年的诏令因此具有存在论意义：它取消的不仅是考试，更是一整套为人处世的意义框架。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1896年5月7日

展品 2-1｜“暂为糊口计”

教书之人，抱远志者甚少。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每年多得几两脩金，馔食好些，东家待之丰厚，如是而已矣……夫教书不过暂为糊口计，若作为终身计，则甚左矣。

《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二年

刘大鹏一边教书，一边告诫自己不可把教书当作“终身计”。这种自我告诫透露出强烈的身份焦虑：在他心中，真正的士人应当“致君泽民”，而非靠“脩金”度日。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1897年4月30日

展品 2-2｜“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

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或谓教学足以传道，而道之传者几何也？

《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三年

此处可见刘大鹏对塾师身份的双重否定：既否定其社会位置（“流落”），也怀疑其文化功能（“道之传者几何”）。这种怀疑并非针对教育本身，而是对自身未能实现更高理想的不甘。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1905年3月14日

展品 2-3｜“师道之衰”

师道之衰于今益甚。延师者视师甚轻，并不知敬重之礼。为师者自待亦卑，往往将就人馆，聊得糊口之资，以度岁月，世道之凌夷可谓甚矣。

《退想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

刘大鹏将塾师地位的低落视为“世道凌夷”的表征。他对师道的捍卫，既是对职业尊严的维护，也是对整个文化秩序能否延续的深切忧虑。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初二日 1906年3月19日、3月26日

展品 2-4｜新政下舌耕者的失路

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武肄三充太谷北乡劝学员，所劝大村小庄设立学堂，蒙童从事于科学，欲将一切舌耕者置于闲散，不得借以谋生。

《退想斋日记》光绪三十二年

科举废除后，学堂兴起，旧式蒙师首当其冲。刘大鹏亲眼目睹旧友“无米为炊”，其忧惧不仅出于自身生计，更出于对“士为四民之首”这一秩序瓦解的痛感。

民国三年正月十一日 1914年2月5日

展品 3-1｜恒业的丧失

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借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遂另图生计，度此乱世。

《退想斋日记》民国三年

“恒业”是刘大鹏理解人生的关键词。失去舌耕，意味着他失去了二十年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另图生计”四字背后，是一位中年士人对未来的茫然与被迫。

民国三年二月初五日 1914年3月1日

展品 3-2｜“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

予因穷，厄于乡，无一求食之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故常常入山整理其事，处于乱世，所学不行，聊借一业，以藏其身，《中庸》谓：“居易以俟命也。”

《退想斋日记》民国三年

经营煤窑与刘大鹏心中的“士”身份相距甚远，因此他以“不得已”开头，以“居易以俟命”收尾。这种自我辩解说明他试图在儒家经典中为被迫的生计选择寻找合法性。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915年2月2日

展品 3-3｜煤窑经营中的歉疚

今岁予租一煤窑，借贷资本做此生涯，盖亦谋生之一术也，然究之妄矣，曷胜仄歉。

《退想斋日记》民国三年

“仄歉”一词反复出现，是刘大鹏对经商活动的心理补偿机制。他承认煤窑可以“谋生”，却无法在价值上接纳它。商与士之间的张力，在此可见一斑。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1903年4月13日

展品 4-1｜课徒之暇撰《晋祠志》

自来馆中，每日课徒之暇即援笔撰述《晋祠志》，迄今阅二十日，将《遗事》《杂志》二门之草稿粗告有成。此事自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开笔，日不停挥而草稿尚未全有，不过撰述大半，拟辑十五门而分二十四卷。

《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九年

刘大鹏在塾师工作之余撰写《晋祠志》，并且制定了宏大的卷帙计划。地方志的撰写成为他在科场失利后重新安置抱负的容器：国家层面的功名不可求，地方层面的文化记忆仍可建构。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1907年11月6日

展品 4-2｜《晋水一志》编成

晋水一志，重行编辑，业经十月，方才告成，十有一门，凡一十三卷，即从晋祠志河例编所录，稍为增减之也。

《退想斋日记》光绪三十三年

晋水是赤桥及周边村落农业与生活的命脉。刘大鹏为晋水作志，不只是学术兴趣，更是对乡土水利秩序的书写与守护。在这里，“地方感”与生计经验紧密相连。

民国四年五月初四日 1915年6月16日

展品 4-3｜山西文献征存总局来函

文水王少鲁学曾、代州张小琴友桐、榆次常子祥赞春自京来函……言其与同志诸君在京南城下斜街云山别墅设立山西文献征存总局，并于省城省议会故地设立分局，征求本省文献，请予将本县诸先儒著述悉数搜求，所有独行、孝义、孝贤、烈女，素有传说可考者，亦为延访具书寄局。

《退想斋日记》民国四年

1915年，山西文献征存总局邀请刘大鹏参与搜求地方文献。这件事让他重新感受到作为士人的社会价值——不是在朝廷，而是在地方文化的整理与传承之中。

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1932年12月15日

展品 5-1｜“夜梦登科”

夜梦登科之日，老伯孙君九和送钱两次，一次十七元大洋，一次十三元。

《退想斋日记》民国二十一年

科举已废二十余年，年近八十的刘大鹏仍在梦中登科。梦境将功名与金钱并置，既是对旧日荣光的执念，也折射出晚年的经济焦虑。制度虽已消亡，其情感结构却仍在深夜归来。

民国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二月三十日 1932年2月18日、3月31日

展品 5-2｜“亡国奴”之叹

夜梦率领许多民众催迫富户佃，完今年上忙钱粮以解贫穷之受困……果如是也，则予已经成为亡国奴矣，曷禁慨叹。

《退想斋日记》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初，日军侵沪的消息传入山西。刘大鹏在日记中写下“亡国奴”三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战争恐慌与催粮梦境并置——国家的危机与日常的贫困在他心中相互纠缠，难以分割。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 1938年1月9日、4月9日

展品 5-3｜“无米为炊”的战时日常

今日腊八，民家皆吃腊八粥，现因世局大乱，民皆饥馁无米为炊，何能食粥也……今朝无米为炊，乃谋筹措度此乱日，非仅吾一家受此困穷，群黎百姓无一家不受艰难，无一处不经穷迫。

《退想斋日记》民国二十六、二十七年

腊八粥与无米为炊形成刺目的对照。刘大鹏并未将贫困仅视为个人命运，而是将其扩展为“群黎百姓”的共同处境。在战争年代，日常饮食的匮乏成为衡量社会秩序崩溃的最基本尺度。

民国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二月初一日 1938年1月31日、3月2日

展品 5-4｜日军占领与乡村秩序

山西被日军倾陷，上年冬十月初旬进占太原府……其八县各县绅耆共同组织临时县政府，公推一人为县长，以维持秩序……天阴一日，世界黑暗，令人闷闷不乐，扰乱益甚也。因日军妄行毙人性命，众皆愤恨日军之大败，都死于中国，不得回其东洋耳。

《退想斋日记》民国二十七年

日军占领太原后，刘大鹏注意到地方“临时县政府”的成立及其征税行为。他没有浪漫化任何一方，而是记录下侵略者、伪政权与民间愤恨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战时乡村秩序的真实肌理。